「李大钊」李大钊爱妻赵纫兰：李大钊去世，难以生活，求助周作人变卖诗集( 三 ) 李大钊爱妻赵纫兰：李大钊去世，难以生

对丈夫，赵纫兰始终放心不下，经常给丈夫写信，李大钊告诉她"要坚强起来，千万不要为我而焦虑，我今后没有时间照顾家庭了，你要振作精神，抚育子女......"赵纫兰知道丈夫放心不下自己的家庭，自己也是丈夫唯一信任的人，唯一让他安心的人，也从丈夫的字里行间看到了对事业坚定的决心，她也在用实际行动支持着丈夫的工作。

1927年4月6日，赵纫兰和李大钊及其子女都被逮捕，在狱中，夫妻二人见了最后一面，即使李大钊身陷囹圄，赵纫兰仍从丈夫的眼神里看到视死如归的信念，赵纫兰也更加坚定，更加支持丈夫。

李大钊在《狱中自述》中两次提到妻子赵纫兰，从15岁嫁给他，自己因为要完成学业，家里所有的担子都要妻子来承担，因为家贫，难以维持学业，也都是妻子节衣缩食，辛苦经营，靠典当，帮助自己完成学业。替自己尽孝，给祖父母养老送终，在李大钊的字里行间，都是对妻子的感恩，他为有这样一位妻子而感到慰藉。

在狱中22天， 4月28日，李大钊在被害，当天，敌人将赵纫兰一家放出来，此时的她刚生下小女儿才三个月，第二天又得知丈夫被害的消息，自己就要支撑不住。

但是想到丈夫临终前对自己的嘱托，自己又不得不坚强起来，振作精神，抚育子女长大成人。她和李大钊有5个孩子，大儿子李葆华去了国外，自己带着四个孩子回到了乐亭老家，自己要不负丈夫的嘱托，将孩子抚养成对国家有用的人才。回家以后，房子，地，亲人都在，但是生活仍旧困难，子女没有学上，只能和周作人求援：

"作人先生......去年事后，先生诸多分心，小儿葆华又蒙府上款待，如是之恩，何日能报！......乡间生活虽属有限，但大有不能维持之势，左右思之，无可救济，先生为昔者先生之挚友，故敢恳先生谋一法，以救儿女之教育，家人之生活。 "

收到信后的周作人，第一时间告诉里北大的同事， 1931年，在众人的帮助下，李大钊的子女得以复学，但是他们的救助只能够燃眉之急，星华又向周作人求助，帮忙出售父亲的诗集，周作人，胡适等都纷纷解囊相助，买下李大钊的藏书收藏在北大图书馆，赵纫兰也在他们的帮助下生活也能勉强过下去，只是自己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。

1933年，此时李大钊已经牺牲六年，但是安葬李大钊的事情却没有时间解决，随着身体越来越差，自己也知道再拖下去，自己的身体情况肯定也等不到丈夫被安葬的那天，她只好求助北京大学帮忙安葬，党组织为李大钊举行葬礼，赵纫兰也从老家赶往北京，参加丈夫的葬礼，看到李大钊的墓碑以及对丈夫高度评价的时候，泪水不知不觉一涌而出，此时她再也支撑不住了，过度悲伤，终于一病不起，她知道自己的身体已经支持不了几天， 1933年5月28日，农历的五月初五， 49岁的赵纫兰离开人世，她留下的唯一的遗愿就是葬在李大钊的墓旁，生前因为各种原因，没有几天和丈夫团聚的日子，九泉之下，她要永远守护在丈夫身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