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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师|张玉环带脚镣600多天致双脚变形，狱友喊他“枪子儿”( 三 )


张保仁和张保刚为父亲提前购置的新手机 ， 里面存好了全家人的联系方式 。
南昌的8月 ， 酷暑难当 ， 老宅没有空调 ， 保刚让父亲吹电扇乘凉 ， 张玉环盯着电扇 ， 好奇地问：“这个扇子怎么还能摇头的？” 27年的牢狱之灾 ， 锐利得像一把刀 ， 把张玉环和现代社会割裂 ， 他的思维仿佛仍停留在了出事前的1993年 。 他对张保刚说 ， 出来最要紧的事是解决住房问题 ， 他预备花两三万元在老宅的地基上盖一栋新房子 。 张保刚无奈地笑了 ， “爸爸呀 ， 现在农村随便盖栋房子也要几十万了喽 。 ” “啊 ， 要几十万啊？”张玉环吃惊地看着儿子 ， 好像听到了天文数字 。除了房子 ， 他对未来的生活也有自己的打算：请政府分两亩地 ， 种田赡养老娘 。 不仅如此 ， 他还劝说张保刚也辞掉在福建的工作 ， 回家一起陪他种地 。 张保刚没有当面回绝 ， 顺着父亲应了下来 。他说 ， 父亲刚出来 ， 就像一个新生儿 ， 需要一点点教他 ， “等他知道现在种地不挣钱了 ， 他就会转变想法的 。 ”他和哥哥计划 ， 用一年的时间轮流“陪护”父亲 ， 直到他适应出来后的生活 。
5日清晨 ， 张保刚用电动车载着张玉环出门购物 。
5日清晨 ， 张保刚骑电动车去村里的小卖部购置食物和日用品 ， 他特地叫上张玉环一起 ， 让父亲看着他如何用手机付款 。角色似乎变了 。 曾经缺席了儿子成长的父亲 ， 如今变成了“孩童” ， 而张保刚试图在帮助父亲适应新生活的互动中 ， 寻找那些年缺失的父爱 。不过 ， 张玉环有时还是会教导儿子 ， 他说的最多的话是：违法乱纪的事千万不要做 。 张保刚又有些哭笑不得 ， 他回道：“爸爸呀 ， 我们现在才听你说这些 ， 是不是太晚了？”张玉环听了 ， 没有说话 。1994年起 ， 宋小女便外出打工挣钱 ， 以养活两个儿子 ， 出门前 ， 她把他们分别托付给婆家和娘家的亲人 ， 保仁留在张家村 ， 保刚则跟着外公生活 。张保刚至今都觉得 ， 比起哥哥 ， 他要幸运得多 。 外公格外疼他 ， 常常把他拉到其他孙儿找不到的房间里 ， 把偷藏起来的好吃的留给他 。然而 ， 对留守在张家村的张保仁来说 ， 白眼、谩骂、甚至殴打 ， 都是家常便饭 。 他不敢还手 ， 因为顶着“杀人犯儿子”的帽子 ， 他做什么好像都是错的 。 受了委屈 ， 他也不敢告诉婆婆 。 张保仁说 ， 自从父亲出事 ， 婆婆的性子就变得暴躁 ， 动不动就是一顿打 。 家里条件不好 ， 没有冰箱 ， 每到夏天 ， 猪肉都放坏了 ， 婆婆也舍不得扔 ， “那就是吃蛆 ， 知道蛆吗？” 大约八九岁时 ， 张保刚回村里找哥哥玩 ， 看到同村的小伙伴把张保仁摁在地上 ， 还往他的嘴里塞牛粪 ， 哥哥却躺在那里 ， 打不还手 。 张保刚气不过 ， 抄起路边的木棍把他们赶跑了 。张玉环回家后 ， 现年84岁的张炳莲逢人就咧着嘴笑 ， 年轻时的她曾经被同村人评价“嘴巴不饶人” 。 儿子出事后 ， 要强的她一个人揽下了田里的活计 。 没人帮忙 ， 只能拉着张保仁一起干 。直到现在 ， 村里人还会说起张保仁小时候跟在奶奶身后放牛的场景：“小小的崽啊 ， 还不到十岁 ， 站在稻田里 ， 水没过大腿 ， 躲在牛背后 ， 几乎看不到人 。 ” 回忆起这段岁月 ， 内向寡言的张保仁只说 ， “只有自己知道就好 ， 心中的苦讲给别人听 ， 别人也听不懂 。 ”他知道父亲是冤枉的 ， 但他选择逃避 ， 不与人争辩 ， 因为无用 。1997年 ， 宋小女的父亲因病去世 ， 张保刚也随即被送回了张家村 ， 兄弟俩开始了相依为命的生活 。 有时两人犯了错 ， 害怕被婆婆责罚 ， 就整夜躲在牛棚或者稻田里 ， 不敢回家 。 生病了 ， 哪怕发高烧昏在路边 ， 过路的村里人也只用脚踢两下 ， 看看是否还有口气在就走开了 。有一次 ， 家里的灯泡坏了 ， 张保仁上手去修 ， 裸露的电线把他整个人都电麻了 ， 左手掌心烧出一个大窟窿 。 弟弟见状 ， 上去拉哥哥 ， 也被电得不轻 。 为了救人 ， 张保刚爬上二楼平台 ， 拽着电线往下跳 ， 这才把电线扯断了 。“当时村里的人都传闲话 ， 说我们兄弟两个不死 ， 是老天爷不收 。 ”张保刚说 。 只是 ， 这些苦涩的成长经历 ， 他们在成年之前都未曾对人说过 。回家后的第一个不眠之夜 ， 张玉环听保刚断断续续地讲述着他和哥哥的成长经历 ， 他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和自责 ， “儿子怨我 ， 我理解 ， 我都理解的 ， 我知道他们在外面过的不容易” 。申诉往事：“这个王律师是不是就是接我案子的那个王律师？” 高墙之内 ， 过去的二十多年 ， 张玉环过得同样煎熬 。 最初在看守所时 ， 同监舍的人都不喊他的名字 ， 叫他“花生米”（即“枪子儿”） ， 意思是很快就会被拖出去枪毙的人 。张玉环两次被判死缓 ， 戴脚镣的时长超过了六百天 ， 以至于张平凡说 ， 哥哥出来后走路都不一样了 ， 两只脚总是向外翻 ， 呈“外八字” 。张玉环说 ， 在当时 ， 像他一样的量刑 ， 进监狱服刑后 ， 如果积极改造获得减刑 ， 十几年也就出来了 。 但他起初始终不肯认罪 ， 即便是被投入南昌监狱后 ， 他仍坚持每周写一封申诉状 ， 一封封积累起来 ， 等到大哥张民强前去会见时 ， 托他带出去 。张民强告诉澎湃新闻 ， 张玉环在牢里写的申诉状总数以千计 ， 他有时候都会劝弟弟 ， 也别写得太频繁了 ， 省得看管的狱警不耐烦 。 每次从监狱里带出来申诉状 ， 张民强都细心地纠正错别字 ， 有条件的情况下 ， 他还会托打印店的老板把文字输入电脑里 ， 再一张张复印出来 ， 投递到各级政府部门：进贤、南昌和北京 ， 都有 。除了寄材料 ， 张民强也四处打听 ， 为弟弟寻找律师 。 直到2017年 ， 他等到了王飞律师和他的申诉律师团队 。 王飞翻阅过历次判决书和申诉材料后 ， 还特地去南昌监狱会见了一次张玉环 。 隔着玻璃 ， 他冷不丁问张玉环：你到底有没有杀人？张玉环很坚定地说：没有 。王飞说 ， 那一刻 ， 他确信 ， 这应该就是一起冤案 。 他教张民强开通了微博 ， 定期将申诉的进展发出去 ， 当时已年届五旬的张民强哪懂这个 ， 他不是跑去工作所在的大学宿舍楼里找大学生请教 ， 就是问律师和记者 ， “微博文案这样写可不可以？有没有错别字？还麻烦你帮我看一看 。 ” 然而 ， 外界的这些努力 ， 监狱中的张玉环知之甚少 。 他说 ， 自己每天都会仔仔细细地阅读报刊 ， 收看新闻联播 ， 关注点有二：一是自己的案子有没有被媒体报道 ， 二是有没有冤假错案平反 。他会认真地记下其他冤假错案当事人的名字：赵作海、刘忠林、廖海军 。 尤其是看到廖海军案平反的报道 ， 他在报纸上看到了律师王飞的名字 ， 他激动地给张民强打去亲情电话 ， 问“这个王律师是不是就是接我案子的那个王律师？” 直到今年7月9日张玉环案在江西高院开庭再审 ， 出庭检察员建议改判无罪之后 ， 有管教干部悄悄地告诉张玉环 ， 说他的案子已经有媒体报道了 ， 还告诉他老家的房子坍塌了 。 张玉环想再追问些细节 ， 对方却怎么也不肯说了 。从再审开庭到宣判无罪 ， 张玉环又等待了26天 。 得知宣判日期的那天 ， 他激动地没有睡着 。 监狱里一些狱友见他要出去了 ， 还有想托他转达申诉的 。出来后 ， 张玉环觉得自己的视力明显糟糕了 ， 他说那是在监狱里加工衣服熬坏的 ， 他央弟弟张平凡去给他配一副眼镜 。 同时 ， 他还要求儿子为他准备一本空白的日记本 。 监狱里养成的习惯 ， 他还留着 。他努力地学习着周遭的新事物 ， 但一切都变得很难 。 他更习惯回忆过去的事 ， 他会拉着保刚的手说起他小时候有多顽皮 ， 保仁的脾气就要和顺很多 。 但说着说着 ， 笑容又突然停止 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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