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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十而已|花20万给顾佳放烟花的花炮厂老板，日子并不好过( 二 )


但2012年PM2.5概念出世后 ， 雾霾成了花炮行业的新紧箍咒 。
购买实名制、将违规燃放纳入个人信用记录等措施相继出台 ， 城市对烟花爆竹燃放管控再次收紧 。 截至2018年1月 ， 全国共有803个县级以上城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， 923个城市限制燃放烟花爆竹 。 2019年 ， 北京规定五环内禁放烟花 ， 许可烟花爆竹零售点数量降至37家 。 2020年 ， 北京实名登记烟花爆竹最小包装产品 ， 青岛市从“限放”转“禁放” 。
花炮的销售失去了城市市场 ， 开始向农村转移 。 2016年上半年 ， 城市与农村销售量比为2：8 。 但近两年 ， 烟花爆竹的“禁限放”已经开始由城市向农村蔓延 ， 农村市场也快保不住了 。
花炮行业就这样随着政策的指针而摇摆 。
这令人联想到另外一个行业——煤炭 。 2000年左右黄金高峰 ， 2008年后灰暗退场 。 同样是政策强相关 。
退出和转型也伴随着花炮产业的发展 。 那些花炮厂的老板们无法逃脱一个词的魔咒：夕阳产业 。
贰
“夕阳产业”的命运都是相似的 。
从2009年开始 ， 山西的小煤老板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， 将煤矿卖给了国企和大企业 ， 退出历史舞台 ， 大型民营煤企被列为整合主体 ， 开启新的时代 。
花炮行业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 。
2002年 ， 江西决定在两年内全面退出花炮产业 。 其直接导因是2001年12月30日发生的万载爆炸事件 ， 造成14人死亡 ， 61人受伤 。 2000年 ， 上栗县一家私人爆竹作坊爆炸 ， 造成33人死亡 。
2013年年底 ， 安徽省政府出台“45号文” ， 要求一年内关停全省所有烟花爆竹企业 。
2015年3月 ， 山东下发《关于推进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加快退出的通知》 ， 明确从2015年开始全省行政区域内不再新上烟花爆竹生产企业 ， 全省烟花爆竹生产企业于2016年底前有序退出 。
2016年 ， 湖南省衡阳市祁东县46家花炮生产企业遭关停 。
截至2015年2月 ， 全国已有北京、天津、山西、内蒙古等16个省（区、市）完全退出了烟花爆竹生产 。 2016年 ， 浏阳当地有近200家花炮企业申报退出 ， 且自2016年起 ， 三年内不再新批烟花爆竹企业 。 2020年 ， 全国花炮制造业企业数量不到6000家 ， 浏阳花炮企业仅存有774家 。
大多数企业选择了“软退出” ， 高危行业发证门槛越来越高 ， 监管越来越严 ， 仅安全整改一年就要投入几十万 ， 许多企业在证件到期后选择停产 。
煤老板们拿着以亿计的钱退出了行业 ， 手上的钱不知道该怎么花 ， 于是纷纷投入了能钱滚钱的房地产行业 。 花炮厂的老板们命运就没有这么好了 。
安徽出台的补偿政策是：无论企业规模大小 ， 省政府每家补偿80万元 ， 剩下的由各地解决 。 湖南祁东县政府只赔地上房屋的30% 。 山东省财政拨付了6000万元给退出企业 ， 仅以持有生产许可证的29家企业算 ， 平均每家能获得206万元补贴 。
因补偿远低于企业资产 ， 企业主开始了和政府的博弈 。 并不太懂法律的小企业主们通过律师终于明白了“行政复议”的含义 ， 然后他们联合起来先提行政复议 ， 再向法院起诉 。
最终 ， 安徽企业主们收到了安徽省政府的《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》 ， 祁东企业主们得到的最终判决是：已超过复议申请期限 。 法律程序在走着的同时 ， 政府的关停也在继续 。
花炮厂的老板们站在十字路口 ， 风雨飘摇 。 停产后 ， 他们有的转型做养殖 ， 有的开挂面厂 ， 如何将厂区利用起来 ， 是他们转型的关键 。
不仅是企业主 ， 产业的衰落还波及到了那些”螺丝钉”们 。
2017年 ， “箭厂视频”做了一期《最后一个花炮少年》 ， 采访了浏阳市花炮专业的一名学生 。 2000年 ， 花炮行业正处在上升时期 ， 在当地政府的推动下 ， 湖南省石油化工技工学校开办了全国首个花炮专业 ， 后来连学校名字都改成了“浏阳市花炮学校” 。 花炮专业曾红火过 ， 学生们冲着这个专业来 ， 无非是图毕业后能在当地稳妥地找一份工作 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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